王蒙:春节

  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扑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兴奋心情,都被这旅途的疲倦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看着灯火阑珊的遥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因为表现自己的刚烈吧,也许还有别的傻气的动机,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归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收留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归北京呆不上两礼拜,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外,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往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入门, 全家轰动起来。 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

  “好哇,真好哇,哥哥归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整理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去过往自己睡的展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归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战书队,好收留易买了两张戏票。去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紧密亲密的联系,我们常一起开晚会、过班日、郊游旅行。我也熟悉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望苏联小说,聊起天来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假如打上围巾,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爱冷笑男同学,而我老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负。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旧常与她通讯。她的信不多,但是布满暖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似乎突然懂得了,在我们的情谊中,有一种那么纯挚、夸姣,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希奇,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等到离得遥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披发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归北京,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往望她,往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往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对我来,惊疑?欢迎?仍是寒淡?我请她望戏,她兴奋往吗?固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归。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往。她说:“我想,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吻,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预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遥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动的。我但愿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随从跟随前一样调皮。”

  调皮,调皮,我岂非是小孩子?我没归答,打量她住的房子。一间小西房,简朴而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珍贵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礼拜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往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归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

  在她说我调皮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眼前真的是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岂非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道,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随随便便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往年玄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望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送往考留苏准备生,由于作业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闻声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逐一地归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往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兴奋,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

  “老师,您望!”一个孩子取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划子。……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望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我羡慕地望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调皮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遥方的客人”吗?最气的,仍是自己:你满腔暖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望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归头一望,碰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望也不望我,就往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但愿就要幻灭。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缄默沉静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由于稍一停整理我就说不下往了):

  “下战书你有空吗?一齐往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战书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兴奋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朴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

  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老是出人意外埠取胜。往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场了呢。今天下战书,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往不往?你要往,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朴啦”。不简朴,不简朴……

  望来,我只有走了。

  沈如红留我吃饭,我摇头。沈如红和我谈天,我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我告辞了几回,走出来。她说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尽了。最后我们握手,我无看地紧握着她的温暖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戏开演时间了,我得赶归城里。入城后,买了两个馒头,迎着风,一口一口地啃着馒头,走向剧场。

  谢谢张云溪和张春华,他们的出色表演——《猎虎记》,使我暂时忘掉了上午的不痛快,随着他们,走入了一个勇武豪侠的世界里。

  归到家,晚饭吃得很少。妈妈认为我病了,摸着我的脑门试温度,又问了我老半天。

  夜里,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爆竹声一直不中断,一声比一声急。还模糊可以闻声小孩的鸣喊,女人的笑声和“春节特别广播节目”中的音乐。人人都欢度春节。

  可我呢,我翻来覆往,久久地思考:这次归家,这次过春节,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兴致,使我烦恼起来?由于沈如红吗?不,事实上我没向她表示什么,她也没拒尽。

  但是我不想再表示什么。从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经那样使我幸福,使我迷恋的东西,似乎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是怎么归事?

  徐徐地,徐徐地,我懂了,来到北京,来到老同学的身旁,我觉得我缺少那么一种东西。在沈如红的留声机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声里,在“列宁山”歌儿的旋律中,在周大个儿的排球上,在黄书萱的莫斯科来信中,以至于在京剧演员张云溪的筋斗里,都有一种那么充实,那么骄傲,那么使人羡慕和使自己仿佛变得高大起来的东西。我呢?随随便便地上了大学,空着手归到了故乡,什么都没有。

  糊口里经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糊口,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过如斯。但是,一旦向周围一望,自己已经遥遥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痛苦悲伤了。

  第三天,接到金东勤的来信:“……现在是三十儿晚上,给你写信。你兴奋吧?

  有个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气。告诉你,我们这儿也很好,现在正举行化装舞会呢……我和小胖商量好,一过初三就组织个补习俄文的小组,咱们班不是俄文没考好么?可惜你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们组体裁干事,咱们一块学习……”

  这信,我望了又望,然后告诉妈妈:“明天我就归太原往。”妈妈和弟弟纳闷,也有点难过,我明明还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没见了,归来了又急着要走。可是,我不能等了,我想立即归到学校,学习,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在一起,去前赶,去前攻。原谅我吧,妈妈!

  当我坐着火车,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往的时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泪。是舍不得自己的家吗?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节过得太快?不如说是留恋。旧日在一起的姑娘们呢?她们都很好。春节过得暖闹、轻松,而且知足。而且今年春节来得早,雪都快化了。

  糊口在飞,人也(m.lz13.cn)变了,他们都有的可炫耀,得奖啦,当选手啦,往苏联留学啦。

  瞧沈如红和孩子们这个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连张云溪得的掌声都比去年多,他谢了七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辉煌的糊口是要到来了。等明年春节,我就要放着一片金光归家来喽。那时候我往听戏,往找沈如红,往望周大个儿的排球……就是为了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想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我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掉下泪来……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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