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难得明白

  我抱着尝尝望的心情拿起王小波的着作,原来接触过他的个把篇讨论文字,印象不错,但是现在暖到这般地步,已经有“炒死人”之讥在报端泛起。我不敢随着起哄。

  王小波当然很智慧(以至有人说,他没法不死,大概是人至清则无鱼而且无寿的意思),当然很有文学才华,当然也还有所积蓄,博闻强记。他也很幽默,很鬼。他的文风自成一路。但是这都不是我读他的作品的首要印象,首要印象是,这个人太明白了。

  十多年前,北京市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提出,企业需要一些“明白人”。什么是明白人呢? 不知道最初提出这问题来时的所指,依我主观设法主意,提这个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当时糊涂人其实不少。而明白的意思就是不但读书,而且明理,或谓明白事理,能用书本上的知识廓清实际糊口中的太多的糊涂,明白真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人生世界,犹如毛泽东讲王明时讲的,需要明白打仗是会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的。明白人拒尽自欺欺人和钻牛角尖,明白人拒尽指鹿为马看梅止渴画饼充饥,明白人拒尽用情绪哪怕长短常强烈和自称伟大的情绪代替事实、逻辑与常识,明白人尽对不会以为社会主义的草比资本主义的苗好,由于愈明白愈知道吃饭的必要性,明白人也不会相信背一句语录就能打赢乒乓球,哪怕世界冠军声称他的金牌是靠背语录赢来的。盖人们在发明和运用概念。发明和运用知识的时候也为自己设立了许多孽障,动不动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教条恐吓自己也恐吓旁人或迎合旁人,非把一个明白人练习成糊涂人才罢休。

  文学界有没有糊涂人呢?我们望望王小波(以下简称王)明白在哪里就自明了。

  要说王是够讽刺的。例如他把比利时的公共厕所说成是一个文化园地。他先说“如果我说我在那里望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你肯定不相信”(唉!)“但国外也有高层次的问题”,说那里的四壁上写着种族问题、环境问题、让世界布满爱、如今我有一个梦想、禁止核武器。王问道:“坐在马桶上往反对到底有没有效力”?他还说布鲁塞尔的那个厕所是个“世界性的正义论坛”,“良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专制者”。“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念头,但这些事到底是什么,由谁来做,通通没有说明。这就如我们的文化园地,总有人在呼吁着……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如动手往做。”

  当真读读这一段,人们就笑不出来了,除非是笑自己。

  当然王也有片面性。呼吁,总也要人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太耽于笼统的呼吁了?以致把呼吁变成一种文化姿态,变成一种做秀,变成一种清谈了呢?

  这是王小波的一个特点,他不会被你的泰山压顶的气概所压倒。你说得再好,他要从操纵的层面考虑考虑。他提出,不论解决什么高层次问题,首先,你要离开你的马桶盖——而我们曾经怎样地耽于坐在马桶盖上的清议。

  王说:“如果你碰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合错误,由于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完全对。用王蒙(以下简称蒙,以区别哪些是客观先容,哪些是蒙在施展。)的习惯说法就是“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凡把难题的任务说的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者,皆不可托。”

  从王身上,我深深感到我们的一些同行包括本人的一大缺陷可能是缺少天然科学方面的应有练习,动不动就那么情绪化恍惚化姿态化直至表演化。一个天然科学家要是这种脾气,准保一事无成——说不定他不得不转业写呼吁性披发文杂文和文学短评。

  明白人老是宁可相信常知趣信理性,而不愿意相信大而无当的牛皮。王称这种牛皮癖为“极端体验”——恰如唐朝崇拜李白至极的李赤之喜欢去粪坑里跳。

  救出来还要跳,最后丧了命。王说:“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浊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与臭屎之间的区别还要大。”他居然这样俗话俗说,蒙为他捏一把汗。他的一篇文章落款为“救世情结与白日梦”。对于“瞎浪漫”"意淫全世界”说了很不客气的话。这里插一句:王的亲人和至友称他为“浪漫骑士”,实在他是很反对“瞎浪漫”的,他的观点实在长短浪漫的。当某一种“瞎浪漫”的语言氛围成了气候成了“现实”以后,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讲常识讲逻辑的人反而显得特立独行,乃至相称“浪漫”相称“不现实”

  了。是的,当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假如你说不是,那就不仅是浪漫而且是提着脑袋冒险了。当一九五八年亩产人十万斤红薯的任务势如破竹地压下来的时候,一个出产队长提出他这个队的指标是亩产三千斤,他也就成了浪漫骑士乃至金刚强士了。

  王提到萧伯纳剧本中的一个年青角色,说这个活宝什么专长都没有,但是自称能够“是非分明”。王说:“我年青时所见的人,只把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认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定……”王说他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要做一个什么学问都没有但是专门“是非分明”的人。说得何等好!不下功夫往做认知判定,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往做价值判定,小说还没有逐字逐句读完,就捉住片言只语把这个小说家贬得一文不值,就意气用事地臭骂,或者就神呀圣呀地捧,这种文风学风是何等荒诞乖张,又何等流行呀!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特定历史前提下“是非分明”的赌博性有关,明辨完了,就要站队,队站对了终生受用无限,队站错了不知道倒多大霉乃至倒一辈子霉。这种是非分明的刺激性与吸引力还与中国的文化的泛道德化传统有关,德育第一,选拔人才也是以德为主。王指出,国人在对待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领域的问题时用的是双重尺度,对外国人用的是科学与艺术的尺度,而对国人,用的是单一的道德尺度。单一道德尺度使许多人无法说话,由于谁也不愿意出言不同不妥就背上不道德的恶名。蒙以为我们从来正视的是价值判定而不是知识积累,价值判定出大效益,而知识积累只能杯水车薪地起作用。)何况这种是非分明(经常是专门教给别人特别是有专长的人是非分明)的行家里手明辨的并不仅仅是长短。假如仅仅说是己是而进非那就该谢天谢地,太宽大了,问题是专门是非分明的人特别擅长论证“非”就是不道德的,谁非谁就十恶不赦,就该死。王在《论战与道德》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许多争论争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好谁坏,包括谁是“资产阶级”。蒙按,这意味着,我们不但擅长是非分明而且擅长诛心。我们经常明辨一个人主张某种观点就是为了升官;或者反过来主张另一种观点就是为了预备卖国当汉好;反正主张什么观点都是为了争权夺利。这样观点之争知识之争动辄变成狗屎之争。王也说,你只要关心文化方面的事情,就会介人了论战的某一方,那么,自身也就不得清白了。他说他明知这样不合错误,但也顾不得许多。蒙说真是呀,谈到某种文化讨论时立刻就有友人告我:“不要往淌混水”,我没有听这话至今后悔莫及。

  王说:“现在,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以为,讨论问题的合法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往捉他们的好:然而如果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就会得到这种结果”;王以为现在固然没有搞起大张旗鼓的文化大革命,但人们仍是在那里争谁好谁坏,在这方面,人们并没有提高。这可说的够尖利的。王以为当长短之争入一步变为好坏之争后,“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如果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真是一语中的!

  王以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证实,人假如一味夸大自己的道德上风,就会不知足于仅仅在言辞上压倒对手,而会难以压住采取步履的欲看,例如在反右时和文革时,都有知识分子往捉右派或对立面的好;知识分子到了这种时候都会变得十分“凶蛮”……他的这一亲自经验,也许赛过一打学院式的空对空论证。望望随时可见的与人为恶与出口伤人吧,对于同行的那种凶蛮的敌意,岂非能表现出自己的本事了更不要说伟大了。有几个读者由于一个学人骂倒了旁人就膜拜在这个文风凶恶的老弟脚下呢?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善意的、公正客观的、心平气和的、相互取长补短的文明的讨论呢?

  王批评了作者把自己的念头“神圣化”、再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再把自己也神圣化的现象。王说,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的杨秀清”。王还以同样的思路论证了“哲人王”的可怕。王明白地指出,别的行业,竞争的是智慧才智、辛勤劳动(哪怕是竞争关系多,路子野,花招花式,蒙注),“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望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峻!”

  “假设文化领域里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应该出人命。”他说得何等惨痛!何等明晰!何等透彻!他也画龙点睛了那种动不动把某种概念学理、与主张该种概念学理的人神圣化的糊涂人的危险。

  在文学上立论不易,任何一种论点都可以说是相对意义上的,略略一尽对化,它就成了谬论。王对于神圣化的批评也是如斯。蒙牢记一些朋友的论点,不能因为警惕糊涂人的步履而限制思惟的丰硕,糊涂人也不会尽对糊涂,而是某一点或几点智慧,总体糊涂。假如反对一切神圣化,也就即是把反神圣化神圣化。但王确是抓到了一定前提下的现实问题的穴位。抓到了我们的文艺论争动不动烂泥化狗屎化的要害。那么我们以此来检修一下王自己的评论如何了王显然不是老好人,不是没有锋芒,不是过于智慧的中国作家。但是他的最刻薄的说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详细人或详细圈子,他的评论里尽无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他争的是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问题;争的不是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高洁一个龌龊,一个圣者一个丧家走狗,一个上流一个下流或不上不下的流,也不是争我是英雄你是痞子(有一篇文章居然落款《我是英雄我怕谁》,假如是“我是痞子我怕谁”,那口吻倒是像,哪怕是做秀的痞子。假如是英雄,这“凶蛮”的口吻像么?)王入行的是智愚之辨,明暗之辨,通会灵通通顺与矫情糊涂迷信专钻死胡同的跋扈之辨。王特别喜爱引用罗素的话,大意是人本来是生来同等的,但人的智力是有高有低的,这就是最大的不同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王幽默说,智慧人比笨人不但智力优胜,而且能享受到更多的精神的幸福,所以笨人对于智慧人长短常嫉妒的。笨人老是要设法主意使智慧人与他一样地笨。一种办法是用棍子打智慧人的头,但这会把智慧者的脑子打出来,这并非初衷。因此更常用的办法是当智慧人和笨人争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说笨人有理而智慧人无理——最后使智慧人也笨得与笨人技平,也就天下升平了。

  蒙对此还有一点施展,不但说智慧人错了,而且要说智慧人不道德。在我们这里,某些人以为过于智慧就是狡滑、善变、不忠不孝、不可靠、可能今后叛变的同义语。一边是智慧反被智慧误,机关算绝太智慧。反误了卿卿性命;另一面是愚忠愚直愚孝,傻子精神直至傻子(气)功。谁敢承认自己智慧?谁敢练智慧功? 文革当中有多少人(还有知识分子呢)以大学没毕业,不能使用任何外语来证实自己尚可救药,来求一个高抬贵手。我的天!泛道德论的另一面就是尚愚尚笨而弃智贬智疑智的倾向。

  而王对自己的智力布满决心信念,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说:“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他以为文化遗产虽然应该尊重。更应该尊重这些遗产的来源——就是活人的聪明。是活人的聪明让人保有无穷的但愿。他提倡好好地用智,他说:“人类侥幸拥有了聪明,就应该善用它。”他说得多朴素多真诚多其实,他在求大家,再不要以愚昧糊涂蛮不讲理为荣,不要以智慧文明明白为耻了!望到这样的话蒙都想哭!他的其他文字中也流露着一个智慧人的自信,但止于此。

  他从来没有表示过鸣卖过自己的道德上风,没有把自己望作圣者、英雄、救世者。

  伟人、教主、哲人王,也就没有把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望成流氓地痞汉好卖国贼车匪路霸妖魔丑八怪。而且,这一点很重要,说完了自己有才能他就自嘲道:“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托。”太棒了,一个人能这样开明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深信不疑的优点,对待自己的破釜沉船的选择(要知道他为了写作辞往了那么体面的职务),也对待别人对他的尚未认可;他还对什么不能通情达理地开明地对待呢?

  留意,蒙的经验是,不要和涓滴没有幽默感的人交去,不要和从不自嘲的人合作,那种人是危险的,一旦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他也许就会交恶成仇,横目横眉,偏激执拗。而像王小波这样,即使他也有比较激烈乃至不无偏颇的论点——如对于国学对于《红楼梦》——但他的自嘲已经留下了讨论的余地,留下了他自己再前入一步的余地,他给人类的具有无穷但愿的活的聪明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伸缩发挥的地盘。他不会把自己也把旁人封死,他不会公布自己已经到了头:你即使与他意见相左。

  如不承认他有文学才能至少他也不可能公布你是坏蛋仇敌。这里又牵扯到一个王喜欢讲的词儿,那就是趣味。人应该绝可能地智慧和有趣,我不知道我概括的王的这个基本命题是否正确。这里趣味不仅是娱乐,(在中文里娱乐两字或是与休息、懈怠、消费、顽皮、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等一些词联系在一起)蒙以为趣味是一种对于人道的肯定与尊重,是对于此岸而不仅是最终的彼岸、对于人间世、对于生命的亲和与爱惜,是对于自己也对于他者的善意、和善、和平。趣味是一种活力,一种对于活生生的人生与世界的爱好。鸣做津津有味,是一种锦绣的光泽,是一种正常的糊口欲看,是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一点趣味也感不到,这样的人甚至连吃饭也不可思议。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一脸路线斗争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有趣,我们也无法要求一个盖世太保一个刽子手太有趣味。自圣的结果去去使一个当初满有趣味的人变得干瘪乏味不近人情还动不动怒气冲冲苦大仇深起来——用王的话来说动不动与人家赌起命,用蒙的说话是亡起命来。王以为开初孔子是满有趣味的,后来被解释得气愤全无——这当然不是创见而差不多是许多学人的共鸣——孔学的这个发铺过程就很给明白人以教益,也不免使孔夫子的同胞与徒子徒孙痛心。岂止是孔子,多少活生生的真理被我们的笨师爷生生搞得僵死无救、搞得语言无味,言语无味!所以毛泽东提起党八股来,也有些咬牙切齿。

  所以,王在谈到近年我国的“文化暖”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前两次文化暖还有点正经,后一次最不行,主要在发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立场不合错误,知识分子自己立场也不正,还有就是文化这种门庭决不收留痞子插足。这使王联想起了《水浒传》中插翅虎雷横所受到的奚落。王说,如斯望来,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央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王不愿意把另一些人想得太坏,所以王说这次讨论的文化原来就是一种操守(名节,蒙注),鸣人不要受物欲玷污,犹如唐僧不要与蝎子精睡觉失了元阳。王入一步指出文化要有多方面的货色,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例如你可以往佛罗伦萨望望,望望人家的文化果实(蒙按那可不仅仅是唐僧坐怀稳定的功夫),王说,把文化说成一种操守,就如把蔬菜只说成一种——胡萝;“这次文化暖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莱吃。”王因此呼吁(他也不是不呼吁):“我但愿别再暖了。”也许事情遥遥没有这样糟,也许这只是王的内心恐惊,杞人优天?

  希望如斯。只怕是真吃不上丰硕多彩的蔬菜的时候也就都不吭气了。

  我们知道难得糊涂了。望了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我深感难得明白,明白最难得。什么鸣明白呢?第一很其实,书本联系现实,理论联系经验,不是云端空口说,不是空对空,恍惚对恍惚;第二尊重常识和理性,不是一煽就暖,也不是你暖我就暖,不生文化传染病。第三他有所比较,知方通今,学过天然科学人文科学,得过华、洋学位,英语棒。于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明明被他批驳了也还在若无其事地夸他。鸣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比三家,真伪立见,想用几个大而无当的好词或洋词或港台词蒙住唬住王小波,没有那么收留易。

  第四他深进浅出,朴素鲜活,几句话说明一个道理,不用发功,不用念咒,不用做秀表演豪迈悲壮孤傲一个人与全世界全中国血战到底。第五,他虽在智力上自视甚高,但尽对不把自己当成高人一等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精英、救世主;更不用说是像挂在嘴上的“圣者”了。用陈建功当年的一句话就是他尽对“不装Xx。”

  这最后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没有任何说教气夸耀味,更没有天兄下界诸神退位的杨秀清式包装。望了他的小说不是像望完有些人的小说那样,你主要是会怀疑作者他是否认真那么伟大。而望了王的小说,你怀疑的是他王小波“真有那么坏吗?"这里的坏并不是说他写的内收留多么堕落下流,而是他写的那样无邪本色任性顽皮还动不动撒点野,搞点恶作剧,不无一种“痞”味儿,完全达不到坐如弓立如松五讲四美的规范与我乃精英也的酸溜溜风来。

  假如说你在某些人的作品中(m.lz13.cn)经常望到感到假面的阻隔,那么他的小说使你觉得他经常戴起鬼脸。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个已被批倒批臭的有相似处。但是他有学问呀,他不冷笑智力和知识,不冷笑理性和学习,所以他的遭遇好得多。望来,读书是能防身的,能不苦读也乎?

  而我当然是一个正派人物,我的小说里尽对没有王小波那种天花乱坠的那话这话儿。我以为与他的议论比拟,他的小说不免难免太顽童化了。所以我就不在这篇文字里再提他的小说,免得再和一名王某绑到一块儿,就是说我不能连累王小波。

  反之亦成立。

  固然带有广告气,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次、次月就印第二次的《我的精神家园》一书封底上的一段话仍是真的,我认可:

  “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是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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