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能想想也好

  张中行:能想想也好

  季羡林先生住过牛棚,有资格写《牛棚杂忆》,早就写成,不久前才问世。第一次印了八万册,听说很快就脱销,有些人是一口吻就读完。吾从众,固然不能一口吻,老是很快就读完了。我佩服季先生的记忆力,尤其佩服他的拿“一面镜子”当作“最佳礼品”,“留给昆裔”。读后的感触感染,不少人写了,我不便再拿笔,学南郭处士之滥竽。是几天以前,望某报上一篇谈这本书的文章,说有的人还登季先生之门,痛哭流涕,表示悔恨。记得季先生说过,这样的人受蒙蔽,也是受害者,那么同害相怜,这笔账就算清了。能不能万法皆空呢?像是还不能,由于一,季先生和悔恨者都是受害者,语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还要有加害者。二,在这本书的二一九页,季先生还保存个疑问,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归答。”问为什么是求因,受害是果,触及加害是想到因,关于“因”,我们能不能说点什么呢?至少是想点什么呢?

  想,心理流动不出心里,收留易;说,就不能如斯收留易。有万千世故可认为证,只举个最近在电视荧屏上望到的。剧名也许是《马寅初》吧,总之我望到的部门是演马先生的晚年,先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写《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养,控制人口的过速增加。这是个上好的主意。马后课,假如听他的,我国的人口可以减少几亿。可是不只没有听,反而给加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受命批判的文章如雪片飞来。马先生不愧为北大的旧人,抱着自己的知己不退缩,不作检讨八股。结果可以想见,是群起而攻之以后,被革职,逐出北大。这个结果是小焉者;大焉者是只信权不讲理的事例又增一件,多生的几亿人口压在脊背上,永遥也不会卸下往,成为轻装前入。全剧的精神是表扬马先生,爱国家爱民族,有学识有见识,而且品格高尚,受高压而不说谎言,宁折不弯。事后望,毫无疑问,马先生是对的。谁错了呢?编剧的人知道,演剧的人知道,望剧的人知道,可是都不说。守口如瓶,总当有原因吧?说,分歧时宜,问不说的原因就会更分歧时宜,仍是世故为上,我也就装作没有这么归事,改说别的。

  改也不当离题,这题是在治平的大事业上,为什么会泛起大错事。事,难免触及人,根据上面提及的世故哲学,不好说,想改为说“理”。理,从宋儒,遍在,那就学乐天居士,写长恨之情,起于“汉皇重色思倾国”吧。还可以比乐天居士更开放,不限于汉皇,索性撒大网,把秦皇、汉武、明祖、清宗等都包罗入往。这些人,身心不同,可是有个共同点,说了算。由于说了算,所以说修阿房宫,就动工,说除胡惟庸或蓝玉之党,就把株连的人杀绝。何以有这样大的气力?或说气力的来源是什么?曰“轨制”。轨制是一个群体之内,所有的人,各有各的固定的步履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好比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动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好比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可是她能够使谭嗣同绑赴菜市口,身首异处。她说了,刑部官员,直到持刀的刽子手,都要遵命,这就是轨制,坐在宝座上的人说了算的独裁轨制。说,来于一个人的所想,主观,永遥对,客观不是,却必需算数,其结果就可能甚至必致铸成大错。

  在统一个轨制之下,错大小轻重,与说了算之人的为人也不无关系吧?我想是这样,纵使其差别只是量的,不能上升为质变。这样,假定谥法是合理可靠的,则梁惠王与齐威王比拟,都杀人,前者总会少一些。站在小民的态度说话,假如轨制不能改,遵命的命运也就不能变,那就求上天保佑,在上者是梁惠王吧,由于绑赴菜市口的危险可以少一些。

  这里提到小民,不由得想到(www.mtvss.com)一个问题:治平的大事方面出了错,岂非小民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以清光绪年间的义和团闹剧为例,太后老佛爷和一部门大臣胡涂,要负责任。小民出身的义和团呢,以为与洋有关的都该灭,相信口中念念有词就可以刀枪不进,且不说责任不责任,总当戴一顶“愚昧”的帽子吧。季先生牛棚内外的遭遇,事不同而理同,暖心批斗、抄家、打骂的诸勇士,算加害、算受害可以不论,事后望,加一顶愚昧之冠总不为过吧?愚昧,可怜,也可怕。小可怕是能够使无辜的人(或应说国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分歧理走向公道必少希够使无辜的人(或应说国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分歧理走向公道必少但愿。现在,“民主”的口号如超高跟,成为时髦,却很少人想到,民主,低到气度也好,高到轨制也好,都要有基础,这基础主要是人民的“教养”,包括知识和品格。季先生这本书所记,正好证实有不少人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品格。说起“不少人”,我突然想到几十年前望过的罗素《中国之问题》。在这本书里,罗素像是畅谈,一个民族,假如愚昧,自私,残忍,那就很可悲。我但愿他不是说我们,更但愿季先生笔下的勇士在神州内不是尽大多数。但老是有,也就应该视罗素的话为“一面镜子”。勇士要照,不勇之士也可以照照,盖天与人,有人设想尚可以合一,况“民吾同胞”的人与人乎?

  照过之后又怎么样?当然但愿能够照见一切错误(包括事和人〔人之中更不要放过自己〕)及其来源,然后是去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追,难易且不论,行之前总要把可谏的去者熟悉清晰,说清晰。可是这偏偏大不易。又是根据世故哲学,不易的事,还是以少碰为是。那么,本篇因季先生的一本书而想到治道的性质,在上者的为人,直到人民的教养和民族性,也许失之想得太多太遥了吧?想了想,至少在这里,我是王阳明的信徒,“行”之前是“知”,行难,甚至说也不易,那就多想想,求能知吧。对应世俗事,要果断相信明白比胡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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