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

  苏雪林: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

  谈起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有同乡和师生的两层。胡先生是徽州绩溪人,我是太平县一个包抄万山中地名“岭下”村庄的人。论地舆很接近。四周“岭下”二十里内,言语自成系统,但和徽州话仍是差得很遥。如果我打起乡谈,胡先生大概听得懂,胡先生若说起他那绩溪土白,我便半句也弄不明白了。现代人对乡土观念已甚恬澹,胡先生是个世界主义者,岂屑为乡土狭小圈子所束缚?我虽不配称为世界主义者,可是常认中国人省籍关系、支属关系等,极妨碍政治的提高,因之乡土观念也极不浓厚。不外觉得我们安徽能产生胡适之先生这样一位人物,私衷常感骄傲,那倒是不免的。

  我之崇敬胡先生并不完全因为同乡关系,所以这一层可以撇开不谈。

  说到师生关系,也很浅。我只受过胡先生一年的教诲。那便是民国八年秋,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的事。胡先生在我们班上教中国哲学,用的课本便是他写的那本《中国哲学史》上卷。我的头脑近文学不近哲学,一听抽象名词便头痛。胡先生那本哲学史所讲孔孟老墨,本为我们所熟知,倒也不觉烦难,不外当他讲到墨经所谓墨辩六篇,我便不大听得入了。再讲到名家坚白同异之辨,又《庄子》天下篇所学二十一例,更似懂非懂了。胡先生点名时,常爱于学生姓名下缀以“女士”字样,譬如钱用和女士、孙继绪女士……,尝使我们听得互视而微笑。他那时申明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他女人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收留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槅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倾听这位巨匠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动听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即又沉寂下往,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由于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杜威先生来华演讲,天天都是胡先生担任翻译,我也曾往听过一二次。杜威的实验主义当时虽曾获得学术界的留意,并有若干演讲纪录刊布出来,却引不起我钻研的暖情,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哲学根底太浅,不能了解的缘故。

  记得某晚有个晚会,招待杜威,胡先生携夫人出场。胡夫人那时春秋尚不到三十。同学们以前对我说她比胡先生大上十岁,并立一起有如母子,那晚见了师母收留貌,才知人言绝不准确。师母的梳妆并不摩登,可是朴素大方,自是大家风范。

  可惜胡先生只教了我们一年,便不再教了。我生性羞涩,在那上课的一年里,从来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谈不上到他府上走动,胡先生当然不大熟悉我。他桃李满天下,像我这样一个受教仅一年的学生,以后在他记忆里恐怕半点影子都不会有——但胡先生记忆力尽强,往年玄月间,我赴南港,他同我谈女师大往事,竟很快喊出他教过的国文系好几个同学名字。我以后即不稍露头角于文坛,也许胡先生仍旧依稀记得有这样一个学生哩。

  民国十七年我在上海,胡先生那时在中国公学任校长,家住江湾路。我曾和一个同学往拜看他,并见师母。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徽州特制麦饼,他请师母装出两盘款待我们。他说:徽州地瘠民贫,州人常到江浙一带餬口活,出门走数百里路,即以此饼作糇粮,所以这种饼子乃徽人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我后来在《糊口周刊》上写了一篇谒见胡先生的报道,谈及麦饼故事。后来在某种场合里遇及胡先生,他称赞我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大概从此脑中有了我的印象了。后来胡先生翻译一篇小说,标题问题似乎是《米格儿》,是说一个女子不负旧盟,愿意终身伺候残废丈夫的故事。我又在《糊口周刊》上作文赞美,认为此类文章对于江河日下的世风,大有挽转功效。胡先生第二次又翻译了一篇性质相类的小说,曾于小序中提及我的名字,说苏雪林女士读我所译的《米格儿》,写信鼓励我多译这类文章,我也打算译几篇云云。胡先生对于一个学生竟用起“鼓励”的字眼,你望他是怎样谦虚!

  在那几年里,胡先生一有出版的新着作,一定签上名字送我,如《口语文学史》、《词选》、《庐山纪行》、《胡适论学近着》等,他主编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每期都由发行部给我寄来。可是我为人极为颟顸,又奇嫩无比,接到他寄给我的新着,竟连道谢信都不归他一封。即如我在收到他替我撰写的一副对联(联文见我近着《台北行》“东风再坐”一节),也未有只字称谢。似乎胡先生欠了我的东西,应该偿还。这些事我现在归忆起来,疚心之极,可是当时的胡先生却一点也没有怪我。气量之宽宏,古今学者中试问有几?

  抗战发生后,胡先生奉命赴欧美宣传,我们没有再通讯。直到三十八年,蒲月间,我毅然离开武汉大学十八年的岗位,到了上海。听说胡先生那时也在上海正预备出国,打听到他住址往谒见他。胡先生对待我非常亲暖,说我写的那封劝他快离北平的信,太鸣他打动了。我一共见了他两次,第三次我自杭州游览西湖归,带了一大包龙井茶叶和二包榧子送他。他出门往了,留条托侍役转送,也未知他毕竟收到没有。

  我以前写信给胡(www.mtvss.com)先生,仅称“适之先生”,自一九五二年胡先生来台湾讲学,我写信和当面说话,便改称“老师”了。自己春秋渐长,阅历渐深,“价值观念”也愈明了,对胡先生学问、人格愈来愈尊敬,觉得非这样称呼于心不安。记得一九五九年夏胡先生在师范大学毕业会上演讲,我那一年为疗治目疾,也在台北,听讲时恰坐在前排。胡先生演讲当然是关于师大毕业生为人师之道,不知怎么,胡先生突然说为人师不易,他自己教书三十年,不知自己毕竟给了学者多少好处,所以听人称他为师,每觉惶愧。譬如他所教的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出了好几个人才,像女文学家苏雪林,到于今还“老师”、“老师”地称呼他,真鸣他难以克当。胡先生说时看着我笑,在台上的杜校长及其他几个也看着我笑,羞得我连头都抬不起。后来杜校长在他办公室招待胡先生等,我恰从门口走过,胡先生欠身对我打招呼,意欲我进内共享茶点,我竟匆匆走过了。我的羞涩天性至老不改,而巨匠之如何的“虚怀若谷”也可以更望出来了。

  我对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弥笃。记得往秋在南港胡先生第二次请我吃饭时,我坐在他客厅里,对着胡先生,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种疑幻疑真的感觉。孔子、朱熹、王阳明去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历代若干有名哲人学者也都不可再见,而我现在竟能和与那些古人同样伟大的人,共坐一堂,亲炙他的言论风貌,难道太幸运了吗?谁知这种幸运竟也不能维持多久,胡先生也作了古人了。

  (选自《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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