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摘抄

  亲爱的安德烈摘抄(一)

  那时我2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动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年青人世界那样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的玩、暖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岂非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岂非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归馈社会,报效国家?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虽然是为了国家的强大,“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考虑过的,安德烈,但是我决定不那么做。

  譬如你说,你特别望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实在像一条从宽广的平原走入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入进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用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蜜意,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贞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实在可能愈走愈孤傲。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去丛林深处走往,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春秋,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亲爱的安德烈摘抄(二)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门发生在糊口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铺张。从书房走到厨房往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中断地开灯、不中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往晾,毫不用烘干机。若是有天然清风,我毫不用寒气。室内若开了热气,我入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统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忽然闻声菲利普说,“快望!”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远景是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恰好一辆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利普来不及掏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进步前辈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望它的眼睛里,令我难熬难过。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由于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但愿人们熟悉到这是一个分歧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青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糊口里拒尽奢华,崇尚简朴,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进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往竞选市长或总统,由于,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亲爱的安德烈摘抄(三)

  安德烈问母亲,“我真的不知道将来做什么,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于是龙开始诉说着她的十八岁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些什么。那时候的她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贫穷落后的乡下。不知道什么鸣高速公路,不知道什么鸣下水道,没有入过音乐厅或美术馆,不知道什么鸣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生态破坏,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十八岁那年,阿波罗登月;美国和越南戎行侵进柬埔寨;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而跪,哀求历史的原谅。“而这些,我都很恍惚。由于,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述一个暗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铺张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朴,安德烈。”“那个 “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是剥夺仍是给予?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m.lz13.cn)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海角天涯,在去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倒置,观望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介入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覆、被渗入渗出、被“现代化”、被 “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长短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总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往为孩子借膏火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天天黄昏到海滩上往望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锚,紧紧定住我的价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看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固然艰难却仍然得以穿透,望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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