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打玄讲

  万玉死了之后,学哲学模范的帽子到了罗伯的头上。队上安排我给他写经验发言稿,写好后还要一句句读给他听,引导他背下来,再让他到公社或县里的会上往出哲学工。干部们说,万玉以前到公杜里没有讲好哲学,罗伯年纪大,资格老,有话份,在渡槽上还英勇救人,上面对他肯定会满意。复查又偷偷对我说,罗伯是遥近有名的老革命,就是脑子有些糊涂,也不识字,一启齿就有点十八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让他把发言稿背熟。

  我后来才知道,要让罗伯作哲学讲演时避免十八扯,其实是很难题的事。他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好收留易背熟的东西忘得精光,萝卜白茶桌子板凳不知道讲到哪里往了。我有时候想等待他能自己找到归路,后来才发现他老是越跑越遥,越遥越欢。他一辈子没有收过婆娘,甚至从来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嘴里常常有些不干不净的歇后语:满妹子咳嗽——无谈(痰);满妹子望鸡巴一无心;逼着满妹子下崽一霸蛮……这么多的“满妹子”与哲学其实不大合拍。

  他从我的眼神里望到了问题,眨眨眼,“猪嬲的,我又讲错了么?”他越排练越紧张,到后来索性一启齿就错:“首长们,同道们,我罗玉兴今年五十六岁……”

  需要说明的是,这实在不算错,但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春秋进步到六十五岁,以便更能体现他人老心红的优秀品质。六十五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与五十六岁的人抢收集体的谷子,哲学意义当然是不一样的。

  我提醒他六十五,记住,六字开头。

  “你望我这张嘴!唉,人老了,活了还有个什么用?”他不顾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阵,看看天,定下心来,重头开始:“首长们,同道们,我鸣罗玉兴,今年五十……”

  “仍是错了!”

  “我鸣罗玉兴,今年……五……”

  我几乎尽看。

  他有点气愤,“我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春秋做什么?春秋碍哲学么事?”

  “不是要让你的事迹更加感人么?”我把已经讲过的道理仔仔细细又讲了一遍,夸大龙家滩的一个白叟家七十岁讲养猪的哲学,上了广播,五十六岁比起七十岁来,其实太少了一点,说不外往的。

  “我早晓得哲学不是什么正经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产党就是喜欢满妹子胯里夹萝卜——搞假家伙。”

  这些反动话让我吓了一跳。

  正好这时候有个公社干部来了,望见了我们。罗伯迎出门往,说起我们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没有睡醒:“哲学么。学!不学还行?我昨日学到晚上三更,越学越有劲。伪政府时候你想学入不得学堂门,如今共产党请你学,还不是关心贫下中农?这哲学是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学得及时,学得好!”

  干部听了满面笑脸,说到底是老贫农,思惟境界确实题,你望总结得多好?多深刻?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

  我暗暗佩服,罗伯灵机应变,而且出口成章,固然老是睡眼惺松之相,说起来却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说到听者的痒处。

  在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个这样的人,从不同乡亲们红睑,一张嘴巴两张皮,见人说话,见鬼打卦,老是把人家爱听的话说得头头是道。遇到喂了猪的人,他就说喂猪好:“自己养的猪,想吃哪里就吃哪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何必屠房里往寒脸挨暖脸?”遇到没有喂猪的人,他又说不喂猪的好:“想吃肉,拿钱到屠房里往剁就是,几多别脱!何必喂猪劳那个神?每天三整理潲,自己都吃不饱, 还要先喂饱它,你说气人不气人!”遇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说男好:“做事仍是要靠崽,挑得担子使得牛,这是你有福。”遇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说女好:“收了媳妇失个崽,嫁了妹崽得个郎。你望望几个猪嬲的后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仍是女的疼爷娘,以后你粑粑有得吃,鞋袜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讲来又讲往,倒也不见得是讲谎言,倒是句句见真心,讲得其实,雄辩有力,一脸的当真严厉。马桥人说他最会“打玄讲”。玄是玄学,阴阳之洛因是因非,即此即彼,玄道本就是不可执于一真个圆通,永遥说得清也永遥说不清。

  他自己没有子嗣,只有个干崽,是平江县的。根据本地人的习俗,生了娃崽之后第一个撞入家的客人,是这个娃崽的“逢生干爷”或“逢生干娘”。罗伯良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往贩枞青,往路边一户人家讨口水喝,恰好撞了梦熊之喜,也就干爷了一归,后来每次到平江,记得给干崽子带一包红薯。他没料到干崽子后来人了红军,竟然当上了将军,入了城以后还接他到南京住。他说他是个没福气的人,上了南京大码头之后,被将军夫妇接到小乌龟车里,车一动,立即感到天旋地转,忍不住大喊大鸣,一定要下车。最后,将军只好陪着他走路,汽车在身后慢慢随行。

  他也不习惯将军家里没有火塘,没有尿桶。屋后面那一块旷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园子菜。他好收留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往上粪肥,又招将军夫人和两个妹崽捂着鼻子尖鸣,埋怨他不讲卫生,不文明。他一气愤,整整一天不吃饭,硬是逼着将军买了张舟票送他归马桥。

  “懒!”他谈起两个干孙女就摇头,“太科学了,长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猪纺不得纱,以后何事到夫家放锅?”

  听说将军逢年过节都给他寄点钱来,我不免羡慕地打听。

  “哪有好多钱呢?抠,抠得很。”他挖着布袋里的烟丝,眼皤睡了好一阵,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块钱。”

  “不止吧?”

  “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会讲假?满妹子的耳屎——就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对他这一段颇感爱好,觉得正体现了老贫农朴素勤劳的阶级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铺示了他光荣历史(比方说与红军有紧密亲密的关系),但愿能写到他的讲演中往。我没料到,一旦说深了,他的玄气又冒出来了,反而搞得我云里雾里。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来砍,砍得直去天上喷,他就凑在颈根上趁暖喝,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工经作田的人,刚强的人。可怜,好收留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他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烟土,恤人呵……”

  他用手掌向上推着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产党清匪反霸是革命步履,你为马疤了叫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他有点不解。

  “当然哭不得。哭不得。你是贫农。你想想,你刚才是哭谁?”

  “我这个脑壳已经不是个脑壳。我说了不讲,你硬要我讲!”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仍是讲的好。”

  他要往解手,一往就往了半个来钟头,让我觉得希奇。等他归来,我引导他多归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让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开始。到这个时候,他才归到了老贫农的身份。他说起国民党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连婆娘娃崽也一起杀,三岁的伢崽,抓起来去墙上一甩,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脑壳开了花。有的被丢到砖窑里烧,烧得皮肉臭,臭气三天三晚还披发不绝。他说起陆大麻子,大概是一个国民党的头目,做事最阴险,取了红军的肝肺,偷偷地温在一大锅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罗玉兴开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听说,当时就呕得肠子都要翻出来了……他也当过一个月的红军,掉了队,才归了家。他差一点也被陆大麻子取了肝 肺,幸亏他卖了备给老娘的一口棺材,办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两个人作保,才留下一条命。

  “陆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虫和猪嬲的种,又蠢又恶,要死七天七晚 还不得落气!”说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鸣。鼻涕眼泪又来了,再次用手 掌向上推鼻孔。

  这次推得我比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哪有我罗玉兴的今天!”

  “说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这样说,一定要哭出来。”

  “哭,当然要哭的!”

  结果很遗憾:没有哭出来。不外还算好,他固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他曾经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工。这固然没有捉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还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它公社往讲过几次。那以后,我临时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归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再后来,就披发发了,就死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青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在田边望牛。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对我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只脚给我望。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他对这种重复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白叟家要有决心信念,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往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望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m.lz13.cn)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望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我听不太清晰,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天天都晓得。”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这时的他已经病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穿,但他仍是平静如常地起床望了两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谈起了北京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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