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读后感

  《阿Q正传》读后感

  文/屠龙宝刀

  《阿Q正传》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自从其诞生以来,“阿Q”就成为某一类人的代名词,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话语资源。

  阿Q——这是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笔下一个不朽的典型。阿Q这个形象,个性光鲜,唯一无二;又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体现了十分深广的社会内收留。它不仅活在书本里,而且走入了糊口,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人物,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就象认识诸葛亮、贾宝玉、孙悟空和鲁智深等人一样,中国有几个人不知道阿Q呢?而且,这个阿Q,全世界都知晓他,就象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一样,在世界文坛上也负有盛名。这个典型的影响,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

  阿Q是个什么样子呢?“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寻常常,有农夫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桀黠”,“不外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

  阿Q是很不幸的。他糊口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没有家,多半时间寄住在未庄土谷祠里,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生活。“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舟便撑舟”,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劳苦雇农。阿Q连最少的社会地位都没有。他本来大约是姓赵,但由于未庄的大财主赵太爷姓赵,便被勒令不准姓赵了,并为此挨了一整理嘴巴,还被地保罚了二百文酒钱。象别的人们一样,阿Q也有着七情六欲,也想过女人。可是他的“恋爱悲剧”是这样的好笑而且短促,不外是跪下往对赵太爷家的女佣人说了两句“我和你困觉”,便在一整理毒打和种种罚处中结束了。

  然而,阿Q最大的不幸,是他连灵魂也被一种“鸦片”深深地毒害了,使他不知苦楚地熬过一生,直至糊涂地死往。这就是那使人逃避现实、自我超脱、在心理与精神上转败为胜的“精神胜利法”。阿Q就是依仗它来支撑自己活在世上直到离开人间的。你望:

  阿Q是那样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他一贫如洗,却要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阿Q头上长着癞疮疤,极力要掩躲,并因此很忌讳别人提到“癞”、“灯”、“烛”等字。但别人揭短时,阿Q却归答说:“你还不配……”仿佛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阿Q被人揪住辫子去墙上碰了响头之后,只要想“儿子打老子”,便也就心满意足,反败为胜了。甚至为了解除内心的“忽忽不乐”与“失败的痛苦”,也可以自己打自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阿Q畏强凌弱。在强者眼前,他甘受辱没,自轻自贱。赵太爷不让他姓赵,他不敢抗辩;假洋鬼子打他,他赶快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而在小尼姑那样的更弱者眼前,他又放肆欺辱,并且自叫自得。

  阿Q忘记、愚昧、麻痹。被别人打过,转瞬就可以忘却干净。对清政府残酷屠杀革命党人,他无动于衷,反觉得“好望好望”。待到自己受冤被抓入衙门,已经在亡命状上画押时,仍无半点醒悟,却生怕圆圈画得不圆被人笑话。及至被押赴法场,死到临头,固然急得有些发昏,却也有些泰然,认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不免难免要杀头的”。

  身受重重压迫,过着非人糊口的阿Q,也有改变现状的原始状态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起来了,他望到举人老爷和赵太爷等人十分害怕慌张,就改变了一向甘受辱没和痛恶革命的立场,变得“神去”革命,要“革这伙妈妈的的命”,要“投降革命党”了。正象鲁迅后来说的,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但是,阿Q的革命“理想”是十分恍惚和混杂的。它除了公道的内收留外,还包含了许多荒诞乖张和可鄙的东西,好比“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之类。出于报复心理,他的革命对象既有压迫他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之流,也有平素打过架的小D、王胡等等。限于眼界的狭窄,他的经济要求则是抢些东西,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来。然而,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阿Q失看之余也就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了。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赵家遭了抢劫。于是,机关枪架在土谷祠前,把阿Q抓了往。糊里糊涂地过了堂,阿Q便被枪毙示众,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大团聚”了。

  阿Q,是糊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落后、不觉悟的贫苦农夫。鲁迅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深刻解剖了“精神胜利法”,把它的种种表现集中、概括地揭示了出来。

  “精神胜利法”尽非中国农夫阶级本质的写照,更非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而是一种堕落、消极的现象,是失败主义矛盾心理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和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正象鲁迅指出的那样:“由于不敢重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认为正路。在这路上……一天一天的知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阿Q,就是这样一个带着民族耻辱烙印,令我们深深自省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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