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太短暂,往疯往梦往追寻

  人生太短暂,往疯往梦往追寻

  文/柴静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仍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鸣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写第二天然段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尺度谜底。”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一个黑店,那儿卖教师参考用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尺度谜底—“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去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望,只有冯唐同学一个人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尺度谜底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乐天知命,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入往,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上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天天最后一个到学校,第一个走。

  那时候山西的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往,没有公交车,没有店展,没有大排档,没有书报亭。有一个红星片子院,但只有在学校组织望爱国片子时才能入。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央,几个白叟坐着小马扎在片子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小孩拿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往,它用后脚站着,前脚端着干馒头吃。片子院门口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一个小时,有几个小混混,嘴角斜叼着烟,呛得眯起眼,寒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们追逐女生时粗拙又凶狠,毫无浪漫之感。

  除了这些“闲人”,大家都待在单位—这个形收留流水线上产品的数目词,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绝动荡之苦,觉得入不了单位就会变成残次品似的让人恐惊。他们但愿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入铁路局。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让我这样糊口,父母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课外书是“闲书”,不能望;晚饭时可以望全国同一转播的新闻节目,由于里面可能会有考试内收留,在我望来,这还不如望新华字典有意思—最少有些汉字长得挺好望的。我吃饭举着工具书望,遭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糊口没什么情绪,由于即便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主持人吴瑞文、谢德莎、沈琬、林贤正、李丽芬、陈乐融……我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写得对不合错误,但隔了二十年,写下每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我的朋友。有一期节目,沈琬说一个鸣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往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遥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由于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平常情理,但感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来一个职业可以是这样的。原来,传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往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由于要当主持人必需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归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一种声音》,又往了电台,一个鸣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往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

  就这样,我入进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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