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鸣蒲松龄,我就是被你们挂在嘴上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我鸣蒲松龄,我就是被你们挂在嘴上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文/马伯庸

  顺治十五年(1658年)对山东淄川县的学子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无论你读的是公塾仍是私塾,都避不开被先生和家长反复训诫。训诫的内收留是学生们挥之不往的千古恶梦——你望望别人家的孩子。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蒲松龄。

  蒲松龄出身于淄川县的蒲家村。蒲家世代耕读,期待有一天族中后辈能够考取功名,把家族的社会地位去上提一提。可惜蒲家在科举上的表现很一般,没出过什么显赫人物。而蒲松龄从小爱好广泛、心思灵动,还过目不忘,对文字极为敏锐,可称神童。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神童把技能点全都加到了希奇的地方。

  明代出版业发达,书籍品类繁多,尤其是各种稗官野史、小说杂流极为盛行。蒲松龄一接触到这些闲书,立即陷溺入往。他最喜欢《庄子》《列子》,觉得“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这些书现在都已列进学生必读传统名著书单了,可在那时,它们在家长心中的地位堪比现在的游戏与网文。

  但天才究竟是天才。蒲松龄读闲书不光读个暖闹,还学得像模像样。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里颇为得意地说:“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意思是说:我喜欢随便写点儿东西,偷偷学点儿古文,纯属野蛮生长。

  这个古文是相对于时文来说的。在当时,“时文”特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而广义的“古文”指先秦以来的骈文、披发文、辞赋之类;狭义的“古文”特指《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

  不外,当时的应试教育很严格,有的老师连古文都不许学生读,由于太挤占精力。按照这个事态发铺,蒲松龄用心于古文,学习成绩应该会受影响吧?但“别人家的孩子”蒲松龄在县试和府试中,都考了第一名,称为“案首”。

  顺治十五年,蒲松龄以案首的身份,前去济南参加道试,也鸣院试。蒲松龄入了考场,打开试卷一望,上面写着:早起。这个标题问题出自《孟子》里的一个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早起”这两个字便出自故事里的原句“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蚤起”等于早起。

  蒲松龄拿到这个标题问题一时技痒,居然在严厉的考场涌出一股创作欲看。

  但是,想在八股文里加创意,可不是一件收留易的事。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局限制,考生必需按照破题、承题等八个部门来写。蒲松龄不管这些,一篇论说文就这样被他写成了一部短篇小说,而且写得严丝合缝,完全符合八股文规范。可这究竟是道试,他写这么标新创新的文章,岂非不怕被主考官黜落吗?

  由于他是案首。按照科场不成文的规矩,案首只要不犯大错,在道试时百分之百会被录取。主考官黜落一个案首,那就是说点蒲松龄做第一名的知府和知县有眼无珠?这得罪的人就太多了。

  考卷很快被送到了主考官施闰章的手里。施闰章学问很大,还特别开明,没有平常腐儒的守旧气味。他一拿到蒲松龄的卷子,大喜。蒲松龄的文章虽不太正规,但每一个点,施闰章都能捕获到,并深得其趣味。施闰章在卷子后面评论:“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移风易俗。”于是,道试放榜之日,满城轰动,由于蒲松龄又拿了第一。

  三次考试皆第一,蒲松龄在当地的风头一时无两。这时,有人劝蒲松龄先别急着起诗社,接下来还有乡试呢,那才是真正的龙门。蒲松龄却漫不经心,那篇满分文章雄辩地证实,自己不必战战兢兢地苦守时文规矩,只要有才华,走杂学古文路线一样能摘取功名。

  顺治十七年(1660年),蒲松龄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而回。乡梓震动,却没太大轰动。乡试和前几场考试不同,这是与全省精英竞争,难度极大,谁也没法保证一定能上榜。

  康熙二年(1663年),蒲松龄再赴考场,仍铩羽而回。蒲松龄从此立志,发誓“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学习计划很详绝,可蒲松龄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他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好,没事偷偷写点儿诗,还顺便搜集各种神怪异事,写写剧本,甚至还暖衷于编俚曲音调。后来他编的俚曲有专门的合集《聊斋俚曲》,衍天生淄博的一大民间曲艺流派。

  蒲松龄的挚友张笃庆望他天天忙活这些事,写信委婉劝他,你闲书望得太多了,对你考取功名是有妨碍的。果然,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松龄又一次落榜。这说明蒲松龄根本没听张笃庆的话,气得张笃庆又写信过来骂他:“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实在张笃庆冤枉蒲松龄了。蒲松龄贪玩不假,可说起学习,立场却很当真。问题在于,他生成性灵在文学,后来又经施闰章点拨,把技能点都加到古文上面了。可惜这二者很难兼得。尤其是入进康熙朝之后,科举风气大变。康熙不喜欢有个性的文字,夸大八股必需归回到经世致用上来:“骚人词客,不外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

  这句圣谕对蒲松龄来说如当头一棒。他当年最自得的满分文章,假如放到这一时期,只怕就成了零分文章。

  在这种矛盾中,蒲松龄一方面没抛却艺术追求,一方面又继承赶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期间,他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里面有多篇文章讲科举。尤其是《司文郎》,讲一个老僧能靠鼻子闻出文章好坏,结果最差的一篇文章作者反而中举。老僧感触:“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这话实在是蒲松龄自己的愤懑之语。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蒲松龄从18岁的天才少年变成47岁的老秀才。他往参加乡试,又一次被黜落。

  这一次,他不是由于文章,而是由于越幅,做题时一激动多翻了一页,即是考卷中间空出了一页,自己竟浑然未觉。这是个很初级的技术错误。蒲松龄描述当时的心情是:“自得疾书,归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寒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出了考场,知道这一次又无看了,他居然还填了一首《大圣乐》来纪念这次失利。

  归到家后,蒲松龄觉得不外瘾,又写了一篇《责白髭文》,大意说自己铩羽而回,照镜子发现胡子都白了,便写文求全,说都怪胡子,还骂胡子为什么不往长到那些功成名就的人身上,我一无所成,你过来凑什么暖闹……

  蒲松龄同心专心两用,一方面是真心暖爱文艺,不忍抛却;一方面又是真心要考取功名,孜孜不倦。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蒲松龄往青州考贡,才委曲做了岁贡生,其年已71岁,真应了“蹉跎老大负平生”这句话。

  四年后,蒲松龄与世长辞。“举人”这个目标,他这辈子也没够着。归想一下,幸亏施闰章当初点中了蒲松龄,让他有机会继承创作;也幸亏此后历届考官没点中他,不然后人未必能望到《聊斋志异》传世,最多只在淄川县志里望到一个不痛不痒的入士名字。至于这个“别人家的孩子”,蒲翁本人是否宁愿如斯,便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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